作者蓝虹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本文转自1月6日”IMI财经观察“。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从经济和环境两大层面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危机。作为化解双重危机的重要方式，“绿色复苏”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恢复的重要议题。去年9月，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 “30·60”碳中和目标，为我国下一阶段的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快补齐认知水平、政策工具、手段措施、基础能力等方面短板，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协同增效，为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的目标提供有效支撑。我国碳中和的承诺及相关绿色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我国能源结构朝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促进产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

为深入讨论相关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西瓜视频合作，推出短视频栏目“大金融前沿”微课堂第二季，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围绕“绿色金融创新支持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主题畅谈热点话题。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蓝虹，将分为7节为您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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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 绿色金融提升绿色项目竞争优势

“更快捷的融资方式，更好的风险规避技术和更低的融资成本，往往会给绿色项目在市场竞争中带来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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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是可以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对于绿色资源的定价，三是防范环境和气候风险。

其实，碳达峰、碳中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性的，因此会产生集体行动逻辑中的囚徒困境。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作出理性选择，不愿意把资源投入到具有外部性的项目中去，没有相应的资源支持，这些碳达峰、碳中和的具体项目将无法落地，双碳目标就不能真正实现。

而绿色金融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工具手段来纠正碳达峰、碳中和项目中的外部性，从而引导金融资源投入到绿色项目中去。第一，为绿色项目提供资金的支持，第二，当金融资源到达之后，其他的资源也会顺势相继向这个项目聚集。

比如说像一些新能源的项目，如果金融资源不到达，项目就很难落地，一旦金融资源配置可以到达项目，并且在配置中给予一定的优惠，比如更快捷的方式、更好的风险规避技术和更低的融资成本，往往会给这个项目在市场竞争中带来更大的优势，这就会促进人才和其他社会资源聚合到这个项目中去。

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动用了许多政策工具，同时，在真实的推进绿色金融工作中，各绿色金融工作者、各金融机构、各绿色金融专门机构也研发了大量的绿色金融专门技术。这些绿色金融政策和技术，就形成了绿色金融的综合体系，引导金融资源更好地流向碳达峰、碳中和优势项目，以金融资源的支持为引导，从而吸引更多其他的包括专业人才、土地资源等社会资源，共同优化配置到碳达峰、碳中和的项目中去。

第二是对于绿色资源的定价。碳达峰、碳中和中的外部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在这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没有价格的。因为没有价格，这些二氧化碳环境容量的使用者就会超额使用二氧化碳，并用超额使用二氧化碳来替代其他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这就是外部性的来源。二氧化碳排放是具有社会成本的，但是如果没有市场定价，这样的社会成本没有办法转化为市场成本，没有办法内化为企业成本。各大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超额使用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去替代其他资源、其他生产要素等需要用钱购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这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因素。

在这个过程中，绿色金融特别是碳金融，通过对二氧化碳环境容量的定价，赋予二氧化碳环境容量价格，企业如果要使用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必须付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会重新考虑生产要素的投入组合，会更加节约使用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并提升使用效率。通过二氧化碳环境容量的定价，达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

目前，为了实现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定价，已经建立了全国的碳市场。从欧洲的EU-ETS、从《京都议定书》下的全球碳市场，这些全球和区域的二氧化碳强制性减排市场的定价机制来看，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介入和碳金融的发展，为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定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发现价格、稳定价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说欧盟EU-ETS碳强制性减排的交易体系。在2008年，因为碳配额和整个欧洲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当时的碳定价已经跌落到0，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的碳市场情况危急，几乎处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和金融机构的双向救市拉动了欧盟的碳市场，平缓了欧盟碳市场价格。当时欧盟委员会推出了202020的政策，发布了到2020年的碳减排任务和目标，这就意味着2008年在欧盟的碳市场中的这些碳配额，一直到2020年仍然具有资产有效性。意味着将未来的需求带到了现在的即时交易中，鼓励了金融机构进入市场救市，金融购买碳期货等行为，扭转了碳市场中需求严重不足导致的危机，稳定了碳市场。到2009年EU-ETS碳市场的定价又重新回升到十几欧元每吨。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绿色金融通过碳市场的定价发现、定价稳定、定价优化的行为，可以为各企业在使用二氧化碳环境容量的时候，给予价格的指导，通过价格反映二氧化碳环境容量在市场中、在生态中、在社会中的真实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碳市场二氧化碳的环境容量和资源配置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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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 绿色金融培育绿色项目与技术

“绿色金融像奶妈一样，像保姆一样，培育低碳绿色项目、低碳绿色技术，帮助它们度过迈入市场的门槛期，扶持低碳绿色项目和技术从婴儿期进入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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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二氧化碳大量的排放会导致气候变化，进而导致海平面的升高，疾病、传染病增加，森林火灾等灾害大量发生。绿色金融在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第三个作用是风险规避。

第一，绿色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金融机构本身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

第二，绿色金融增加了碳减排绿色项目的融资，比如森林项目，碳捕捉、碳封存项目，对于各个工业体系的低碳减排、工艺流程改造项目等，因为价格的引导和金融资源的优惠支持，他们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从而缓解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于减少社会的气候风险真实地发挥了作用。

所以，很多人认为绿色金融只是在减缓金融机构所面对的气候风险，这是片面的。其实，绿色金融在规避气候风险方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可以减缓现实社会、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真实的气候危机。因为整个的气候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包括生物多样性锐减、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改变等问题，可以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生存，这样的风险远比金融风险更为惊心动魄。而绿色金融在风险规避中，可以发挥的是推动整个减排项目的全面发展，像奶妈一样，像保姆一样，培育低碳绿色项目、低碳绿色技术的成熟，从而真真实实地挽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绿色金融更为重要的作用，拯救人类、拯救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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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 绿色金融应对气候风险

“气候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分为两方面，一个是物理风险，一个是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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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必须关注气候变化，原因来自于两方面：首先，气候变化本身可以给金融系统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气候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分为两方面：一个是物理风险，一个是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是来自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其他各种严重自然灾害，比如海平面升高所带来的一些沿海城市的淹没等等。这些物理性的危害给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带来现实风险。例如，荷兰央行曾经指出，荷兰的金融机构有很多的金融资产都依托于一种或者多种生态系统而存在。如果这些所依托的生态系统因为生物灭绝和气候变化而发生巨变，必然会导致金融资产的严重损害。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的干旱、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会影响到金融所支持的客户资产。比如说在美国，海啸飓风曾经损害了很多计算机行业的固定资产和数据信息，这些资产和信息往往都是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品，或者说这些企业因为巨灾而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增加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百分比，而且使金融机构的某些金融资产严重贬值，这是物理风险。

更为严重的，目前在中国体现的更为明显的则是气候的转型风险。气候转型风险指的是国家各部委，或者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为了减缓气候变化所制定的各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标准，这些政策标准必然会影响到现有的一些企业的资产和它的投资盈利行为，而这些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这些企业的盈利状况的变化、这些已经被银行贷款支持的项目的盈利状况的变化，以及已经给银行作为抵押担保品的这些资产的价值变动，必然会给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带来重大的影响。

举例来说，现在都在讨论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所谓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欧盟对于进口到欧盟的商品，根据商品生产流程的碳排放量和欧盟本国生产产品工艺流程中的碳排放量、本身的生产工艺流程的碳排放量进行比较，要收取差额。对于这些进口到欧盟的商品，要给予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它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曾测算了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对钢铁行业的影响。为什么选择钢铁行业呢？因为中国是欧盟钢铁的最大进口国，换取了大量的外币，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口贸易。但是，中国目前整体的钢铁行业，在欧盟为什么可以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竞争优势，是因为我们具有价格优势。目前，中国96%的钢铁是通过高炉炼钢来进行炼钢的，在不考虑二氧化碳排放价格的情况下，高炉炼钢比电炉炼钢的成本要低500元每吨，所以，中国在其他出口到欧盟的钢铁的国家中，我们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如果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就意味着中国的钢铁要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而高炉排放二氧化碳是电炉排放二氧化碳的四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征收二氧化碳的边境调节税，按照现在EU-ETS的碳价，我们大概每吨钢要增加700多人民币的成本。这就意味着在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成本之后，中国的钢铁价格在整个进口欧盟的这些钢铁的供应国中间，我们会排在第一或者第二位，跟乌克兰差不多，由原来的最低的成本改变为处于最高或者第二高的位置，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欧盟的钢铁市场中将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给钢铁行业带来重大的损失。钢铁行业肯定是各大银行，特别是18家中国主要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主要客户之一。

我们核算了钢铁行业因为碳边境调节关税，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转化为18家银行的损失，一共达到了1681亿元之高。这已经真实的反映了气候转型政策，它一定是会给银行带来金融风险的。因此，央行在这个过程中，运用货币政策去减缓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央行去运用货币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不仅仅对于维护金融系统本身的稳定非常重要，而且对于整个的气候变化本身的治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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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 绿色金融应对系统性风险

“气候风险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央行作为国务院的重要部委，对于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必须是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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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绿色金融主要是由央行的政策推动的，央行在整个绿色金融推动中已经出动了各项货币政策工具，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目前，截止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的绿色信贷融资余额已经达到了13万亿，中国的绿色金融融资余额在央行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已经高达14万亿，充分证明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调动金融机构积极性、对于引导金融资金投向双碳目标的有效性。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是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的，而且已经被证明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目前央行可以动用和准备动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包括再贷款，再贷款的利率目前是2.25，这相当于是央行运用再贷款政策工具给碳达峰、碳中和的项目贴息，因为普遍的贷款利率是在四点几以上，2.25的利率显然是远远优惠于市场的利率，这就相当于是央行运用政策工具放大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金融投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已经在实际中得到了验证。

同时，公开市场操作的抵押框架优先纳入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资产，这对于各个银行、各个金融机构都是非常具有激励性的，同时央行还出动了监管政策，将绿色金融的指标体系纳入到MPA的考核、纳入到整体的宏观审慎考核和微观考核之中。

目前，央行易刚行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要推出专门的支持碳中和的货币工具，这些货币工具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专门的再贷款货币工具，比如运用常规化的一些货币工具，比如说每个月15号，央行都要出动的 “麻辣粉”（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MLF）中期借贷便利，银行把碳中和的项目做好，那么因为金融而促进的减碳或者碳强度下降的效果也会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些产品都纳入到中期借贷便利的担保品之中优先考虑的话，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会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可以引导金融机构去对碳中和、碳达峰的项目给予支持。

同时，因为中国的国情，金融机构面临着最大的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国的金融机构目前的从业人员超过了1800万人，金融资产已经超过了320万亿，还不包括相关企业、相关的消费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于低碳、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倾向性会带动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扩散，带动中国整体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行为，从而引导碳达峰、碳中和减缓气候变化，这个过程是对中国达到双碳目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央行对此应该义不容辞。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从2016年央行带领整个七部委所牵头的绿色金融推进行动，确实在中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迅速进入到国际绿色金融的最前沿方阵。

目前，中国的绿色信贷资金超过了13万亿，位居全世界第一。中国的绿色债券已经超过了8000亿，位居全球第二，这些行为都说明如果央行不重点关注这样的气候变化，不努力发挥自己在气候变化中的引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就会在资金环节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央行必须关注气候变化，必须关注气候风险。首先，是因为作为央行，它一定是具有保障金融稳定的责任和义务的，因为气候风险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央行必须在气候风险管理上有所行动。第二，央行作为国务院的重要部委，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全国全球性的行动，对于习主席亲自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必须是有所作为的。过去的绿色金融的一系列的政绩也说明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央行必须关注气候风险，从而在气候风险中超越整个仅仅是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的防范，更要达到去支持全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以及防范全球的金融风险，而且是全球的真实的气候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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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 绿色金融技术与政策结合的应用实例

“推进绿色项目，我们利用了绿色金融的政策工具、央行的再贷款工具、央行的考核工具，引导银行接受低利率和央行的绿色金融债工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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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政策确实在帮助那些绿色的融资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甚至不仅是改善融资环境，很多的绿色项目、绿色技术，如果没有绿色金融的支持甚至是无法生存的。目前央行在推动绿色金融中，是使用了一些具有激励效果的政策工具的，包括再贷款、包括将绿色金融指标体系纳入MPA考核和其他的央行对于银行的评估考核。比如，对于绿色金融债的单列科目审批。这些都给金融机构以激励，而且不仅是激励。比如说再贷款，等于是实际地给金融机构在投资绿色项目中间贴息，因为再贷款的利率大概是2.25，而绿色金融债其实也是央行运用政策工具给金融机构投资绿色项目降低融资成本。

银行本身并没有钱，它的钱主要是通过吸纳储户的存款，而吸纳储户的存款肯定需要有分支行、有场地、有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一般是4左右。但在这种情况下，绿色金融债的成本低一些，在国际上发行是2%左右，在国内发行大概是3%左右，这样使金融机构可以更低成本地投向绿色项目。

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从2017年到2020年）在贵州贵安新区国家级绿色金融试验区担任绿色金融管委会主任，我们在给绿色项目投资的时候、在做绿色信贷的时候，一般的项目大概是要达到7个点，但如果是绿色项目，基本上是四点几，也就是说比一般的普通信贷要降两个百分点，这对于绿色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的绿色项目，特别是绿色技术，基本上处于发展期、培育期，初期因为规模化的原因收益率都不太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融资成本太高，就会挤占企业的盈利空间，最后让企业的绿色技术和绿色项目做不下去。我们通过绿色金融的支持降低了它的利率，同时利用绿色金融技术的支持降低它的风险，使绿色项目从不可能得到传统金融的支持，到得到绿色金融的支持。

比如说元宝枫项目，我们在贵州清镇的元宝枫项目有以下几个作用。第一，水污染治理、流域治理、长江大保护。第二，森林具有碳减排、碳吸纳、碳汇的功能。这样的项目传统金融是没法做的，因为过程中外部性太强、风险太大。元宝枫虽然后期可以榨元宝枫油，但是在前面7年几乎没有收益。而且面临贵州的气候风险，有冰雹。同时它也没有抵押担保品，因为土地都是租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金融是做不下去的。绿色金融，首先，在这个过程中给予特殊支持，利率降到了4.5，比基准利率还要低，后面又因为引入了央行的再贷款，降到了4.2。对于风险，我们是引用了“4321”的这种绿色风险担保基金去对它进行风险分担，降低了它的风险度。同时，采用把7.4亿拆分成74个小项目，投到每一个村集体合作社，再以村集体合作社1000万再入股到两山集团这样一个林业公司的方式，村集体作为股东就有很大的积极性，去进行林业的初期的培育管理，这样的情况下就减少了风险。

可以看到这样的项目传统金融是做不了的，为了推进绿色项目，首先我们利用了绿色金融的政策工具、央行的再贷款工具、央行的考核工具、央行的绿色金融债单独审核工具等，引导银行接受低利率来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在风险规避方面，我们应用了“4321”的绿色担保基金，同时运用了绿色金融的技术，将绿色金融的基层分散管理和上层的集中管理、集中销售统一为一体的设计技术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绿色金融技术和绿色金融政策相结合，来改善绿色项目的融资环境，使一个在传统金融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获得金融支持的项目，顺利的获得了金融的支持，而且这个项目通过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金融技术的双向结合使用，给承担这个项目的金融机构也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是取得了双赢，企业的赢和金融机构的赢，甚至是三赢，包括政府的赢，因为政府最终通过项目实现了红枫湖流域的水资源管理以及整个林业碳汇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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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 从需求端出发设计绿色金融

“需求端的设计加上供给端的强势发力，中国的绿色金融在支持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个目前全球绿色金融都达不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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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在国际上有多种称呼，比如说在欧洲叫可持续金融，在美国叫做环境金融。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的国际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都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从环境问题来说，美国和中国是最接近的，中国和美国一样都是地域很大的国家，美国采取联邦制度，而中国是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有流域问题，比如说气候问题也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协调等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一些环境金融的经验采取的就是以财政为主、美国环保署发力，它是从需求端出发，运用的最主体的绿色金融工具是以绿色基金做引领的，它的绿色基金里都包含了一些环境税在里面。比如说清洁水循环基金、饮用水循环基金、超级基金等，超级基金主要是处理固体废弃物。在Brownfield棕地，就有一些化学品相关的征税，作为一个常规性的资金，运用这个基金，通过提供补贴风险分担等方式激励银行贷款，或者委托银行贷款，同时也依托这些绿色基金发绿债、为这些绿色项目做担保，它是从需求端出发，成立了环境金融中心，聘用了从华尔街过来的，有非常丰富金融经验的金融人士进入美国的环保署，担任环境金融中心的主任，以绿色基金为引领来带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担保、绿色保险等等一系列绿色金融工具。它的优势和缺点都是明显的。

它的优势在于精准，因为它是从需求端出发，就是把这些绿色项目都一个个设计成可以跟金融机构对接的项目，再每个月发布给金融机构，并且运用这些绿色基金去对金融机构进行贴息，进行其他的引导，也就是说它的项目都是精准地从需求方出发的，这是它的优点。

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调动资金的能力没有我们国家在央行政策统领下的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的资金调度仍然非常缺乏，金融机构的跟随状况并不是非常好。而中国的金融机构，通过央行政策工具对金融机构的调度和积极性的激发，目前已经聚集了全球最多的14万亿的绿色资金，但是，我们如何让这14万亿的资金可以精准对接绿色项目？在这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一定缺陷的。

目前，绿色资金48%投在了基础设施的绿色升级改造，27%投在了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整整占比75%以上都投在了这两块。但是，对其他分布广泛的领域关注度低，比如工业的工艺流程减碳化设计和减碳技术工艺流程的投资、循环经济的投资，以及对于林业碳汇和湿地碳汇等吸纳系统的投资、对于碳捕捉、碳封存的投资，这些方面是严重不足的。整体的金融机构在对接的过程中，因为是从金融端出发，对需求端的研究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自然是按照它在绿色项目中的收益来进行选择。但是从需求端出发，则是要按照整个的国民经济对于绿色发展的需要，对一些项目进行设计，使其满足金融机构的对接条件，甚至使其通过设计、通过资金流的理顺能在市场中占有更好的位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对于需求端的设计的经验。需求端的设计加上供给端的强势发力，中国的绿色金融在支持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达到一个目前全球绿色金融都达不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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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 绿色金融引导绿色行为

“绿色金融可以引导人们的绿色行为，需要所有普通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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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其实就是运用金融支持绿色发展，支持绿色技术，支持绿色项目，支持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一个新型的金融体系，它和传统金融是有一些不同的。

首先，绿色金融从国际上来说，是从环保和金融两方面发力。从环保的角度来说，绿色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都是缺钱的，大家知道公共事业民营化，财政终究是有限的，而金融资源却是广泛的。在这种情况下，绿色金融就在这个过程中运用一切的新的金融形态和手段去支持绿色发展和绿色技术。

从金融的角度来说，首先是如何运用金融手段去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金融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绿色生态和气候变化显然是以人为本中是最根本的本，所以，也就是金融要服务于以人为本中的重要内容。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在绿色发展中不仅仅是要担当社会责任，还会收获很大的业务蓝海，所以，绿色金融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是分为两边的：一边是金融机构的环境机遇管理，这里的环境是一个大环境的概念，它不是局限于污染治理，更多的是一个绿色发展的概念，这也就是说environment在国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包含了气候变化和生态等，它可以给金融机构带来很大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机遇管理。

从另一个角度，对金融机构来说还包括风险管理。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环境变化可以给金融机构带来系统风险。所以，整体来说绿色金融其实就是一个新型的金融体系，首先从宏观上来说，它包含了绿色金融政策，而绿色金融政策又从需求端和供给端有着不同的作用。比如，对于金融监管机构来说，绿色金融政策是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同时要达到减缓或者规避金融系统风险的目的。而对于环保领域或者说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在国际上它被称为宏观的新环境经济新政。气候变化是需要大量的普通人去参与，不是说某几个人或者某几个部门去监管就可以形成。而金融机构在整个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特征，比如说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刚刚我已经提到，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超过了1800万人，这只是纯金融机构的人员，由这1800万人所带来的金融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更多。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在跟金融机构发生着关系、由绿色金融所引导。这样的情况下，绿色金融可以改变全社会人的行为规范。比如，如果绿色金融相关法律规定了金融机构需要特别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的问题，那么金融机构会对那些二氧化碳排放特别高的项目拒绝投资，或者以高成本投资，这样的融资成本是可以传导到产品中去的。作为普通人来说，通过价格的对比，其实就作为了一个绿色金融的链接，就完成了对非绿产品或者灰色产品的拒绝，和对绿色产品的接受。因为绿色金融意味着，金融机构会对于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给予更低的融资成本，这必然会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

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在这个选择中，我们仅仅通过本能的价格选择，就已经处于这个绿色金融的传导链中间，但这是不够的，因为气候变化所关注的是全球环境问题，会对每一个人的生存带来影响。所以，绿色金融其实可以引导着大家在很多方面主动选择绿色行为。比如说绿色信用卡，比如说银行推出的向绿色建筑方面的贷款，比如在一些国家推出了太阳能光伏电板屋顶的改造的优惠贷款。这样的情况下，原来作为普通人去安装一个太阳能光伏电板觉得成本太高，但是通过金融机构优惠贷款的方式，甚至可以先安装光伏电板，后期再慢慢地以一个很低的成本偿还。绿色建筑方面。如果消费者去购买绿色建筑时银行贷款利率要低一些，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偏向于去购买绿色建筑的房屋。所以，绿色金融，第一，对每个人来说，可以引导我们方方面面的绿色行为。第二，绿色金融同时还需要所有普通人的支持，因为绿色金融毕竟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就来自于每个普通人的市场选择，每个普通人主动在市场中选择绿色产品都是在支持绿色金融的推动。比如，有很多国家推出了绿色账户。有些绿色账户是很具体的，比如某热带雨林保护账户，意思就是这一个账户里的钱会投到热带雨林保护。人们在存款的时候可以告诉银行存到这个制定账户里，也就是说要把钱定向投入到绿色行为中去。

在理财方面，绿色金融给普通人带来了绿色理财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承担起一个地球人的责任，通过绿色金融给予我们的机会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 人大重阳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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