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新媒体

原标题：专访银保监会叶燕斐：绿色转型，要让价格体现环境成本

“当前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理顺价格。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一定会付出更高的成本。”提及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近日，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在接受《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如是表示。

近年来，伴随绿色金融制度建设加快推进、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等，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在持续探索中初见成效。以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例，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基于“碳达峰、碳中和”这一新目标，绿色金融发展正被中国高层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此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基于新目标，绿色金融未来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仍有不少工作亟待推进。

就上述所说的理顺价格，叶燕斐进一步指出，“要实行全面的、真正的绿色转型，一定要依赖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经济激励机制，要发挥它的激励作用，让商品价格真正体现它的成本，包括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损害的外部成本。这其中，政府一定要在某些关键环节里，把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

另一方面，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政策、标准体系等亦待进一步完善。叶燕斐透露，接下来银保监会将考虑把《绿色信贷指引》变成一个关于绿色金融的管理办法，加强规范性、约束性。同时，考虑纳入保险机构。再者，后续会研究单独发布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指引。

“信披指引当前处于起草阶段，起草完后会征求多方意见。目前国际上未有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当局专门制定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指引。”叶燕斐说。

而作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行业，绿色金融同样有赖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产本身不是绿色的，则很难进行绿色融资。

以下为《财经》记者与叶燕斐对话内容（节选）：

投资价值有待发掘

《财经》：绿色金融在中国并非近期才出现，但从市场整体情况看，对绿色金融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度并不高，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叶燕斐：市场认知度不高，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是中国的融资机制、金融体系是以间接金融为主，而间接融资主要靠金融中介机构运作。国内绿色金融约95%为绿色信贷，这都是银行自身的业务，虽然银行也有披露，但毕竟和投资者自身收益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关注度会比较低。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绿色债券的认知存在偏颇。投资者还是比较在意短期收益，使目前绿债在收益上的差价、溢价并没有显示出来。事实上，绿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过一笔违约，评级的稳定性相对其他信用债也好很多。由于绿债发行时间不够长，低违约率优势还没有体现在溢价上，所以绿债发行的利率还是按照普通债利率的定价机制来确定，这就无法体现出它的溢价。

其二，ESG投资理念引入中国相对来说还是较晚一点，客观来看，大家也不太关心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投资规则等情况，而比较单纯地还停留在追求回报层面，很少考虑到投资的社会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市场建设、投资理念引领等方面还比较迟缓。

其三，碳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在碳交易市场或碳金融市场上，启动的多是现货交易，将来是否将碳期货、碳期权、其他的碳衍生品等纳入尚不明确。再者，碳市场覆盖范围非常小，参与者还不多。在碳金融市场的建设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短板。

《财经》：从绿色金融概念被提及到此后有一定的发展，再到如今成为热点，据你多年观察，这个市场有发生一些让大家觉得欣喜的变化吗？从全球来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得如何？

叶燕斐：绿色金融在全球都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从信贷市场来看，中国发展得最好，因为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绿色信贷规模在全球也是排第一位的。绿色债券方面，中国的总量是排全球第二，但是和美国相比，绿债当前存在短板。

美国很多新建住宅由于装了光伏或风力的分布式发电装置，或采取了其他节能措施使能效较高而被当作是绿色住宅。对这些住宅的贷款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绿债来发行。中国的绿债主要是公司债，零售类的基本没有，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但问题也在于目前中国属于绿色建筑的住宅比较少。

可喜的变化包括，ESG理念在近两年，特别是中央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大家逐步对碳减排效应的权益类资产，给出了更多的溢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现在用ESG理念来投资，证券业越来越深入；很多理财产品也有覆盖，公募基金也在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经过几年的试点，全国性的碳市场已经逐步搭建起来，很快就要进入交易，这也是值得欣喜的变化。

金融机构碳排放风险增加

《财经》：近年来，市场普遍反映部分商业银行在发展绿色金融时动力不足，对此，监管层面有考虑采取哪些激励措施？

叶燕斐：与普惠金融有激励政策不太一样，现在绿色金融基本没有。现在主要是靠银行内部采取措施，比如有的银行针对绿色信贷，会把风险权重或把资本占用降下来，内部转移定价时给予一定优惠，财务资源、信贷规模方面给予支持等等。

我觉得其实在审慎监管方面要找到合适的激励不那么容易。但有些可以放得开些，比如说绿色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若可以让大家做一笔绿色贷款就可以通过证券化在市场上卖出去，可能积极性就会高很多。现在实际上有一个隐形的数量控制，不太主张信贷证券化做那么多，比较担心风险，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近年来，部分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都做得不错，部分银行已建立起绿色金融的专营机构、专业部门和专业团队。比如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已在总行层面建立起绿色金融专业部门。专营机构或专业部门的设立和专业团队的搭建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关键，把来自工程、能源、水利、环境等领域的工程师聚集起来，再与金融团队合作，形成协同效应。但目前，能做到这一步的银行相对有限。

《财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此前在谈到绿色金融时指出，“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比如会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据你了解，此前银行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是否有遇到上述情况？该如何应对？

叶燕斐：事实上，目前银行在做高碳资产的贷款时，就已考虑到其中风险，比如针对一些高碳资产，进行合理的贷款资本占用分配、贷款定价调整等等。

整体而言，当前制造业贷款里出现的不良，很大程度上与环境污染有关。中国的污染防治很大程度上和化石能源的消耗有关系，在过去三年进行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有不少相关领域的小企业贷款形成了不良，这是很正常的。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银行需要做前瞻性的判断。面对高碳资产（国外认为其中相当部分可能会成为“搁浅的资产”）如煤电等，如果银行还要选择支持新的煤电企业发展，就需考虑到政策或技术变化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有可能前5年或10年银行还能收到贷款利息，但到后10年，可能连贷款本金都收不回来。与此同时，新增的一些高碳产能，将来排放权可能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办法可将原有排放权80%、90%免费给到企业，企业只要从碳市场中购买10%、20%的碳排放权即可；但将来新增的这些高碳资产产能，投产时就有可能要求100%购买排放权，成本会大大提升。否则不允许其投产运营。

所以，对高碳排放的行业或者企业，银行需要非常谨慎。比如要通过引进碳核算等，在分析企业财务报表时，把碳排放权成本等考虑进去，并结合到企业未来的现金流和投资收益中，再决定是否提供支持。这要通过对每个项目的财务分析，以及结合行业层面的压力测试或情景分析去做，对银行来说是很细致的工作。

同时，银行要针对存量资产做好压力测试。比如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那些单位碳排放比较高、收益比较差的企业，会面临很大的排放压力，这意味着企业可能要投入很多资源去进行技改，这就会增加成本。如果企业技改不合格，就可能会被关停。所以银行需要做好一些压力测试，每个企业、每个项目都要做详尽的分析。

《财经》：对商业银行来说，绿色金融的发展可能意味着信贷结构的重塑。这个过程会给监管、机构带来怎样的挑战？

叶燕斐：全面的绿色转型意味着金融机构也必须实现自身的全面绿色转型，这涉及两个方面，即如何支持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绿色转型。当前，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最大的挑战首先还是在于能力。

能力的挑战就是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高管层有没有做好准备，整个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能力建设等等，有没有对照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要求，来重新塑造、重新调整。其次，金融机构的经营重点、经营方式、业务考核指标、制度建设、流程建设、风险控制等等，有没有适应这些变化，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全面绿色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碳达峰、碳中和”也是中长期的目标，金融机构未来的工作应按照这个方向去规划和开展，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

制定信息披露指引

《财经》：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银保监会接下来将如何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措施？

叶燕斐：前期的一系列政策落地情况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考虑把《绿色信贷指引》变成一个关于绿色金融的管理办法，加强规范性、约束性。同时，考虑纳入保险机构。再者，正在探讨如何让银行等机构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做得更充分，让投资者更了解，后续会研究单独发布信披指引。

《财经》：你提到会研究发布单独的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指引，其中主要涉及哪些关键点？目前进展如何？

叶燕斐：关键在于披露格式和内容。需要讲清楚哪些是应当披露，哪些是鼓励披露，哪些是自愿披露。信披指引存在一个披露最低限度的情况，比如要披露到哪一个层面，是全部的信贷资产？是不是五级分类都要披露？还是只披露一个余额？只披露一个不良率？

对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可能会比较担心披露的详尽程度。从环保组织角度来看，肯定希望金融机构披露给谁贷了多少款等信息，但这确实很难做到。若披露至每家企业、每个项目贷了多少款，可能大家就不会同意，因为这涉及商业秘密，或许会损害到企业的利益。但如果只披露到行业，比如说你在煤电、钢铁、水泥等行业贷了多少款，这个争议就会比较小。所以现在需要确定披露范围。

信息披露指引当前处于起草阶段，起草完后会征求多方意见。目前国际上未有中央银行或银行业监管当局专门制定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指引。

《财经》：目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参与者以银行为主，在未来绿色金融发展中，你认为哪些机构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叶燕斐：这个要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如果我们把资产证券化放开一些，鼓励机构发展绿色信贷资产的证券化，这就能使银行机构、评级机构、投资者、证券机构等积极参与进来，形成联动效应，不同机构就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于碳市场。如果碳市场发展起来，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产品类型增多，也可以推动各方面发挥作用。

再者，欢迎境外合格投资者参与，那么中国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相关业务的全球化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只要将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做好，各个机构各得其所，就会发挥各自的作用。

突围：理顺价格，扩容绿色资产

《财经》：中国绿色金融要进一步发展，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叶燕斐：当前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理顺价格。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一定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任何产品都是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好的空气质量、好的水，那相应的排放肯定是少的，就得使用光伏发电、风电、水电、核电，利用绿氢来进行金属冶炼，石油加工等等，成本必然不低。这些可再生能源所对应的成本，相对于化石能源成本，因为已经将环境外部成本内生化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必然高于化石能源成本。

每一项投资都应在环保约束下进行，比如二氧化碳排放。就影响气候而言，二氧化碳实际上是污染物，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损害大家的利益。现在化工厂、水泥厂、发电厂等等，排放这些污染物不需要向社会做出生态和环境补偿，所以他们肯定没有积极性去改变。如果你把所有这些相关领域都纳入碳排放市场，大家就会很积极地去减少自己的排放，或者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进行抵消。随之而来的，企业需要技改或买卖碳排放权，这肯定会增加成本，但是成本上升没有关系，要允许将其传递到下游去。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能会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上涨，带来一定的通胀，但这类价格调整是有益的，因为它促进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

通过价格来引导资源、引导融资流向那些有比较收益的绿色项目中，以推动整个社会转型。实行全面的绿色转型，一定要依赖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激励机制，一定要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要让商品价格真正体现它的成本，包括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成本。这其中，政府一定要在某些关键环节里，把不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性障碍消除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全面的绿色转型。

《财经》：除了上述提到的价格没有理顺等问题，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还存在哪些瓶颈？多方应从哪些方面突围？

叶燕斐：关键是实体经济要有更多的绿色资产，特别是风险可控、有合理回报的绿色资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资产本身不是绿色的，很难去进行绿色融资，这也意味着实体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银行需要提高识别能力。很多传统行业本身是不会消失的，可能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通过我们的技术团队，或者与专业的技术团队合作，识别出这些行业，并为他们进行绿色技改、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改造，提供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这里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当然也需要银行进一步创新。

同时，融资方也必须把自己的需求提出来，要主动去做一些工作。毕竟像银行这样的融资方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这时就一定要发挥自己知识密集的优势，从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提出一些针对性的需求，推动利益相关方合作去做这个事情。

（《财经》记者张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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