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是中国社会一个庞大的群体，工人创造出了众多的社会财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在社会上有着相对较高的历史地位，很多人的毕生梦想就是能够进入工厂当工人；而在当时的婚恋市场上，工人和工人家庭有着相当的市场竞争力。

直到现在，很多年纪较大的长辈在对自己的孙辈讲述择偶标准时，都会提起父母是工人，要是“双职工”家庭。这与当时的就业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就业政策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统包统配”。

由于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限制，当时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有限，同时在国营企业主导的工厂，成为了正式的工人，就代表你拥有了铁饭碗。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工人不再是人们眼中的铁饭碗。

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之当时的工厂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需求较低，一时之间价格极其低廉的劳动力充斥着工厂，工厂不用为找不到工人发愁，但是原来工厂中的很多低技术要求的岗位却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迫裁员。

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再来回头审视中国的工厂劳动力需求和工人的就业变化，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制造业“不养工人”。

很多工厂没有固定的工人班底，今天年轻的劳动者也很少固定的呆在一个工厂做一个底层的普通“工人”。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国内制造业“不养工人”，这种说法的依据从哪里来？

我们又能从这种社会变化背后发掘那些中国制造业的“行业密码”？

企业职工终身制的破除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就业制度也有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供求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就业制度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就业制度。所谓计划就业制度，就是国家统一安排、调配劳动力资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效仿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的就业制度同样是高度集中的劳动力就业制度。

当时的中国经济基础，特别是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国家制定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变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国家的统一调度和安排之下投身工厂。

尽管当时的人们在职业选择上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在国家体制的保障之下，工人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保障；工厂业拥有了相对固定的劳动力群体。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世界局势相对和平稳定，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时期之后，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同时进行了改革开放。

对内改革，改革原有的土地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渐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开放个体经济等等；对外开放，以深圳经济特区为窗口，东南沿海城市为先锋，积极引进外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两个方向，也带来了中国劳动力供求市场的两种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入发展，加上农业现代化的不断突破，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中国农民拥有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产生了更大的生产力。

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发展起来，仅仅依靠务农为生，已经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生活需要。

于是，一大批被解放的农村劳动力开始离开农业，奔向工业。一批有冒险精神的中国农民看到了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他们开始创办工厂，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由于城市工业发达，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一时之间，巨大的待就业人口超过了岗位的需要。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人市场，供给大于需求。

除了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之外，企业职工终身制带来的弊端开始暴露。越来越多的被分配工作的工人在国营工厂这个“金饭碗”的庇护之下，开始懈怠、惰懒。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反正吃的一样，又何必再浪费那个时间与精力呢？

这种消极怠工的情绪使得工厂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降低、甚至是造成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导致国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逐渐消减。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解决待就业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就业问题和一系列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我国开始改革原有的就业制度。

这次改革首先就从打破“金饭碗”开始。这个碗打破之后，很多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裁员，除了保持一定数量的固定班底之外，不再招收多余的员工。

当工厂订单增加需要增减人手时，他们也可以选择雇佣大量的临时工或者干脆外包给其他单位，这使得企业的用人成本大幅度减少，增加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慢慢地企业从“养人”逐渐向“用人”转变。

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升劳动力素质要求

一转眼，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产业分工更加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剪刀叉更加明显。

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家掌握着世界尖端科技，赚取着最多的利益，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长期从事加工代销等初级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极低。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巨大差异。此时，我国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逝，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抚养比逐渐增大，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大，长此以往，对我国的社会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事业在这四十多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这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大学生人数激增，使得适龄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政府为了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开展“腾笼换鸟”行动，淘汰了一批低产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产业。

为了促进产业升级，企业必须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这些企业现在所需要的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只能进行简单重复操作的劳动者——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使得一些简单重复劳动被这些机器人所取代，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机器人远远比普通工人更受企业经营者的欢迎。

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需市场存在着极大的供需矛盾，由于社会观念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我国物价的上涨和经济社会的变化，现代人对职业待遇有着自己的要求，这也使人们在选择职业时存在着一定的傲慢与偏见。

一些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低的职业留不住工人；

而一些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职业却被大量投递，而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又 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同时受传统观念和我国当前的教育环境、就业环境影响，很多企业和工厂缺乏高级技工和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很大的人才缺口。

人才培养很市场需求存在着不对等的情况。职业教育的缺乏造成了我国相关人才的缺口。

工人的社会福利与生产成本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尤其如此。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就需要通过各种方法降低生产成本，而对制造业来说，工人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这种开销不仅仅是工资开销，更多的是工人社会福利的开销，当一个企业与劳动者签署劳动协议的时候，它享受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就必须承担起对劳动者的责任，需要给他们提更更好的社会保障。而这，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一些经营者忽视社会责任，压榨工人，降低工人福利，导致工人的正常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尽管一些企业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有时候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也会压缩工人的部分福利。

种种因素使得工人对工厂没有归属感，很难长期在一个企业工作，跳槽事件经常发生。种种原因使得经营者可能会更倾向于外包、临时工或者干脆用机器替代人工，以减轻这部分生产成本。

总结

国内制造业“不养工人”是社会大环境和劳动者、经营者等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个问题有着很深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渊源。

“不养工人”不一定就完全是坏事，但是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从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技能培训和发展智能化的制造业需要同时进行。不能为了保证某一方的利益去牺牲另一方的发展。

中国的工人想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就必须有足够发达的经济，也就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只有拥有了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够释放更多的发展活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必须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不仅要发展低端制造业，更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要变中国制造为“智造”。

制造业要养人吗？毫无疑问，要养。但是养什么样的人更应该被我们关注。

我们要养的不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低端劳动者，而是真正有技术的高级技术人才，要培养我们的“大国工匠”。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和工人来说，这是我们产业发展道路上必须经历的阵痛。

这也在警示我们，必须加强劳动者培养，完善社会福利和分配机制。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也要让更多的人才看到市场机遇，让更多的劳动者愿意成为更有技术的劳动人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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