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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互联网:局部领先、快进的数字化发展
  • 作者:BCG亨德森智库·阿里研究院
  • 发布时间:2020-11-26 20: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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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本片报告在此前报告的基础上,延伸了对产业端的新观察与新思考。近一年多来,各大巨头对于产业互联网的布局方向日渐清晰,步伐日益加快,B端数字化业务走向规模化。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生态中同样重要的参与主体——政府,凭借数字化手段在治理格局上实现了阶段性的跨越,并在全球抗疫背景下,创造了多项“中国速度”。

一、 局部领先的当前格局:中国互联网特色分明,部分领域世界领先

应对不确定性,是未来十年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全球发展秩序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政府、企业和个体迅速进入了一场全社会参与的数字化实验,以数字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方针。

在全社会数字化的进程中,中国互联网“数智化”的步伐加快,呈现以下特色格局:

在产业端,局部领先全球:产业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不同行业差异明显。在需求端个性化程度高且供给端分散的行业,例如餐饮、服饰等,数字化程度已开始引领全球,互联网巨头赋能行业供应链各环节的B端企业,带动全产业链降本增效。

在政府端,局部弯道超越:中国长期致力于数字政府建设,至今整体而言虽较全球领先水平仍有身位差距,但在治理理念上达成“分水岭”式跨越,且以抗疫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方面数字化成果突出。

1.1 产业端:布局加速期,局部领跑全球

过去,互联网核心关注的是C端数字化。消费互联网专注于强化对C端用户的洞察,并连接人与人,人与商品、内容和服务,打造C端的极致效率。随着C端数字化发展日趋成熟,并累积足够的数据与对消费端的洞察后,核心焦点移往供需联动的B端数字化,具体表现在通过产业互联网强化B端用户的运营能力以降本增效。

近年,中国互联网“数智化”概念愈发清晰具象,互联网的功能由过去的“连接”转为“赋能”,并从“工具”成为“基础设施”,尤其是自2019年以来,领先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加速布局,逐渐厘清B端数字化目标和战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会出现三方面变化:

竞争地盘从需求侧到供给侧:从打造极致的消费体验、最大化快捷便利程度,到打造极致的生产供应效率、最大化价值创造水平。

发展动因从获取用户到服务客户:从“流量乃兵家必争之地”的用户争夺、“先开枪后瞄准”,到专注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构建、最大化释放产业链各环节价值。

制胜模式从赢者通吃到共建共创:从通过竞争力强的产品/服务成为赢家、并迅速规模化成为巨头垄断赛道,到深入了解产业链的异构性与复杂性、通过垂直专业优势与多方协作共赢。

1.1.1 变局已至,产业端数字化发展格局如何?——各行业数字化进程四期叠加,传统企业与互联网企业攻守博弈

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各行业B端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各异,当前呈“四期叠加”态势(参阅图1),而展望未来各行业的数字化方向,均向智能化阶段演进。从发展格局来看,传统企业龙头和互联网巨头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形成“攻守博弈”格局(参阅图2),依各行业所面临的客户需求个性化程度与行业集中度形成两大阵地。

标准化、集中行业是传统企业的核心地盘。传统企业深耕于垂直、复杂、多维的业务场景,龙头企业有效掌控产业链资源,并凭借深刻且独到的行业理解,包括产业价值链规律、供应链运作机制等,以强势的场景把控能力构建自身的护城河,例如能源、快递等行业。个性化、分散行业则是互联网企业的主力阵地。终端客户个性化需求高且有能力支付溢价的行业,对于供应链的响应速度等提出更高要求,倒逼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合力,加上集中度相对低的行业龙头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较弱,使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凭借其在用户、数据、技术上的积累,以及在交易场景中对于全局用户的触达能力,得以推动全产业链各环节同步数字化。

然而,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传统企业的能力护城河并非绝对壁垒。互联网公司的“平台思维”本质是对生产关系的解构与再重构。针对主力阵地以外的行业,当供给端疲软时,互联网公司即有机会从需求端着手重构生产关系。例如在房地产行业,互联网巨头已逐步参与到加速房地产行业数字化的进程中, 2020年7月底阿里宣布与易居合作天猫好房业务,腾讯则是早先已布局贝壳。

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发展进程并非零和博弈,需要多方共创共建。大量科技公司提供数字化人才、工具、能力、资源等,既与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相辅相成,亦存在着竞合关系,科技公司在标准化但分散的行业尤其有显著优势。未来随着各市场参与者的意愿、能力与机会变化,主力阵地的边界仍在动态塑造中,对于各方而言市场仍充满着机会与挑战。

1.1.2 格局渐显,全球视角下的中国产业互联网有什么特点?——整体水平追赶全球领先水平,但已达成局部领先

近三年,各互联网巨头频频出手,加速布局下一阶段的发展,促使中国产业互联网在服饰、美妆、内容、社交、餐饮、娱乐等领域数字化水平领跑全球(参阅图3)。中国产业互联网整体水平仍在追赶全球领先水平,此间差距并非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补齐。因为产业间的复杂性、异构性、痛点与诉求差异巨大,因此本身较消费互联网而言,存在更高的业务理解门槛和标准化、规模化的推广阻力,另外数字技术在产业链各环节(如生产、供应、履约等)的应用、提升效率或颠覆性重构都需要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较长时间的积累。

但在消费互联网发达的领域,中国的产业互联网可以引领世界。以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为代表的巨头,在消费互联网建立了平台优势,同时积累了丰富的B端场景。互联网巨头极大地加速了这些场景中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带来运营效率、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加上中国独特且活跃的市场、海量的交互数据积累之下,在消费互联网发达的行业中智能化发展程度可谓引领全球。

1.1.3 动力何在,中国“特色领先”从何而来?——代际竞争阻力小、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消费互联网带动产业互联网势能释放

中国产业互联网在上述相对领先的行业引领世界,主要归功于三方面原因:代际竞争、集群效应和势能释放,其中势能释放是根本原因。

( 1 ) 代际竞争:效率与创新驱动的市场增长在国内仍有较大空间,解决方案代际竞争阻力小相较欧美成熟市场,中国企业服务市场上一代解决方案竞争阻力较小,仍存在巨大的效率优化空间。中国过去十几年相对处于市场驱动发展期,在大量市场红利之下,企业提效降本诉求并不迫切,因此不仅企业自身对数字化的投入有限,且市场空间不足以衍生出大量的2B企业。而欧美成熟市场已经历了市场红利缩减的阶段,企业专注效率精益和创新,同时市场上涌现大量2B服务企业,在各垂直领域上助力精细化管理运营,形成目标明确、边界清晰、效率至上的解决方案市场,留给2B服务企业创新成长与突破的空间有限。

( 2 ) 集群效应:产业集群聚集效应显著,B端数字化变革落地迅速相较其他国家,中国制造业从发展初期就形成了大量产业集群,有利于数字化技术和应用快速渗透。过去,中国正是凭借独特的产业集群发展,在短短40年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完成了欧美将近200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在发展初期,自发聚集形成了大量密切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以降低经营门槛,主要原因有三:1)在模仿与学习中,降低技术门槛;2)靠近终端市场,降低营销成本;3)通过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聚集降低综合成本。后期,国家为持续提升发展质量,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更充分的技术资源支持、更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等,进一步巩固了集群模式。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产业集群对B端数字化渗透的利好更加明显。一方面,数字化工具、服务能够实现更快的扩散,尤其是带动集群内的企业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集群内部通过整合数字化资源,更高效跨车间、跨企业、全集群协同,提升整体发展质量,塑造产业集群发展韧性。

( 3 ) 势能释放:消费互联网带动产业互联网,过往积累的势能沿价值链释放(参阅图5)继解读中国互联网系列上一篇报告《解读中国互联网新篇章:迈向产业融合》中,提及消费互联网通过引导与赋能两种方式带动产业互联网后,几大巨头在产业互联网日益清晰的发展路径更明显地诠释了消费互联网积累的势能如何沿价值链释放。中国的产业互联网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厚积薄发”。具体而言,势能包括在C端积累的洞察、技术、场景等:

洞察:互联网在需求侧的数字化普及已相当成熟,巨头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C端数据,并对于庞大复杂的数据也已建立起一套相对成熟的治理方式。一方面,数据本身价值巨大。另一方面,围绕数据应用与治理积累的经验、方法论具有应用到B端的潜力。

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生产要素,而算法和算力是整体运作的基石。尽管各巨头策略各有侧重,但均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乃至5G等信息技术上进行布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基本从探索期过渡至成长期。首先,算法的发展,推动决策由人工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促使人-机协作边界的升级乃至重构。其次,算力的发展,实现了数据处理速度、量级、兼容度、存储能力等多方面的突破,是产业互联网迈入快车道的基石。此外,更涉及到跨企业甚至全产业链的协同,因此可能同时存在数以百计的企业数据连接,面对大量并发的实时数据,处理传统算力已然无法支持,因此技术的价值日益凸显。

场景:互联网的上下半场,在发展上并非割裂,尤其对于“特色领先”的领域,场景就是二者融合的关键点,也是上述各种数据、算法、算力能够释放价值的起点。

1.1.4 法则摸索,互联网企业赋能的机会与路径?——在核心地盘顺势而为,在非核心阵地择机发力

聚焦在互联网巨头,他们究竟是如何切入B端市场,并且一步步巩固自身护城河的?有何共性,亦或有不同的选择?

互联网巨头布局B端,共性的选择下也各有特色。对于产业互联网玩家而言,在意愿上是毋庸置疑的,各家都在全力冲刺。衡量其在产业互联网的竞争力,其实就看两方面:

有没有能力真正做到优化现有产业效率?这种能力是否在新的环境中有释放的机会?

互联网企业在核心地盘顺势而为:其中时机来自于企业端的高频刚需——精细化、智能化运营以降本增效,逐渐成为“刚需”;利用数字化工具与手段,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的决策闭环,企业的优化动作逐渐迈向“高频”。互联网巨头多从熟悉的C端出发,沿价值链向上延伸布局,打法上多为层层推进。最初,聚焦产业链各环节的效益提升,并逐步挖掘跨环节、跨企业、跨行业的协同机会。随着产业布局逐渐完善、对业务理解日益加深,进一步能够从产业生态视角出发进行全局调优。需要强调的是,建立对于全产业生态的深刻理解并非易事,因为在产业链上每向前一步的跨越,需在不同程度上适应新的环境、规律与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产业互联网历经概念形成期后,当前仍处在市场建构期。(参阅附录“阿里犀牛智造助力服装行业供应链重构”。)

互联网企业在非核心地盘择机切入:虽然企业用户的刚需同样存在,但互联网企业本身对于产业理解深度不足、能力尚存短板。例如,能源行业有较高的产业门槛,建立对业务规律的理解、上下游关系的把控等,都需较长时间积淀。尽管存在限制,互联网巨头仍可定位于基础设施建设,从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或其具有较高迁移性的核心能力切入。

然而,在头部互联网企业中,先行者已开始在其非核心领域有更进一步的延伸布局。以医疗行业为例,阿里、腾讯、京东等互联网企业从自身优势出发,打法上虽各有侧重,但亦有赛道重叠。阿里最初以电商优势切入医药电商,近年来在集团资源加持下延伸至更多医疗服务领域,如互联网医疗、医疗信息化等,同时深耕医疗AI,在影像、新药研发、慢病管理领域均有产品服务加速落地。腾讯从其流量与技术优势出发,主打连接,以微信为抓手助力B端最大化流量价值,在挂号、医保结算等方面嫁接服务工具,逐步打通就医全流程,同时凭借AI等技术优势,发力临床辅助诊断决策、医疗影像辅助分析、生物基因等领域。京东从物流供应链优势切入,迁移应用至医药零售领域,同样亦以AI等技术作为切入,提供部分产品服务。

1.2 政府端:格局分水岭,局部弯道超越

现阶段,对于B端而言,中国互联网发展变局已至,企业纷纷加速投入产业互联网的布局。而此时,对于G端而言,这个时代呈现怎样的发展图景?同样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城市的服务、运营与管理者,正在面临着什么、做些什么、其发展又呈现出哪些特色?

1.2.1 “分水岭”:中国政府的治理格局全面迈入2.0阶段

中国政府正在以数字化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有利抓手,在整体治理格局上体现尤为明显。从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方式到治理机制,正全面、深刻地变化着,也代表着中国政府已跨越城市治理的“分水岭”(参阅图6)。在2.0阶段,产业互联网为政府的治理格局带来四个转变:(1)治理理念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2)治理模式从专注内部转向协同共创;(3)治理方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4)治理机制从事后解决转向事前预测。

(1)治理理念: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服务

治理理念上,在“市民即用户”的当下,政府已展现出用户为先的互联网思维,围绕用户需求运营各类公共资产,打造更优质的服务效率和体验。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求变,突破过去被动响应的思维限制,转变过去服务与被服务、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做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全方位服务,主动挖掘潜在需求、持续优化痛点。已有诸多部门及单位率先出击,走在用户的前面,从全面连接,到通过多元渠道触达“用户”、主动感知,再到挖掘用户潜在需求、及时响应,以调整服务与运营方式。(参阅附录“移动微法院小程序”。)

(2)治理模式:从内部治理,转向协同共创

治理模式上,注重全主体参与和“生态开放连接”,充分调动企业、公众参与共创共建。正如企业正在奋力迎接消费者主权崛起带来的挑战一样,政府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日益丰富的城市场景、更加多元的用户群体、不断精益的体验需求。在此背景下,政府从过去仅发挥自己的监管、行政等等力量,到用开放、创新的方式集聚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与公众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模式。

(3)治理方式: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治理方式上,强调“场景数据化”,用数字重构城市空间。随着“DT时代”1的到来,数据本身即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创新原材料。政府在区域及城市空间尺度上,拥有体量巨大、维度丰富的数据,这些数据资源化后产生的价值极高,能够超越过往依赖人为经验,为有效处理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依据、新手段。各地政府均在加速区域、空间全场景的数据化,通过数字世界协助物理世界高效、有序的运作。通过两个世界的数据转化与分析,最大化挖掘数据价值,以数据驱动决策,使政府“数智化”程度加深。

(4)治理机制:从事后解决,转向事前预测

治理机制上,2.0阶段是全过程控管,建设体系化的事前预测、事中监测、事后迭代。过去,受制于技术能力,治理机制以事后响应、解决为主,直到近年来,随着算力、算法、数据等要素的积累,在城市空间治理上建立端到端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已成为可能。部分政府正在发力相关创新技术应用,通过对动态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实时监控、对大量节点的连接与整合,实现对于城市运行状态的全面感知、态势预测和事先预警,大幅提升防范风险事件的能力。(参阅附录“深圳福田区智慧城市管理服务指挥中心IOC”。)

1.2.2 “弯道超越”:中国政府战疫表现亮眼,局部“弯道超越”

产业互联网在政府端的作用,除了使政府治理理念跨过分水岭外,突出的抗疫表现也让全球各界对于战疫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发展新阶段呈现出的特色充满好奇:

问题一:疫情之下,为何政府数字化进程在加快?

问题二:聚焦中国,疫情激发下数字化有何特点?

问题三:纵览世界,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有何特色?

问题四:中国特色的战疫表现从何而来?

问题一:疫情之下,为何政府数字化进程在加快?——需求倒逼

新冠疫情爆发为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激增的诊疗需求、鱼龙混杂的信息传递、巨变的生产生活秩序,给政府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与挑战。新冠疫情对于各国政府而言,都不仅仅是一场国家医疗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面对14亿人口的管理体量与复杂独特的国情,挑战更为棘手。公共危机具体体现在:

面对激增的诊疗需求,亟需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缺口等问题。

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传递,亟需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实时整合。

面对特殊时期的生产生活,亟待调整发展秩序以适应常态化抗疫。

问题二:聚焦中国,疫情激发下数字化有何特点?——全面快进

在此需求激发之下,政府全方位加速数字化进程,采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效能。政府四大职能,即公共服务、经济调节、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均在经历数字化快进,以应对疫情压测——包括面对突发重大危机的应急响应与管控、后疫情经济复苏的调节与治理,同时还要应对中长期经济社会数字化的转型发展(参阅图7)。

公共服务: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响应,以卫生医疗资源协调、疫情动态追踪防控等为代表,极速出台各类数字化管控方案,并在全国快速推广与执行。(参阅附录“‘健康码’通行机制”。)

经济调节(参阅图8):后疫情经济复苏阶段,中国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加速发力新基建;同时,中国政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更加依赖各类数据积累,实现驱动。(参阅附录“加大以数字基建为代表的新基建投入力度”。)

社会治理:数字化“战疫”,使得政府意识到治理工作,不再是单向传递、单方服务,而是双向直达(参阅图9)。而此转变的基础离不开政务数据的打通共享,以及技术应用和工具支持。

市场监管: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政府也在加速数字化技术在各行业市场监管的运用,为长期数字化发展奠定基础。(参阅附录“医保资金监管”。)

问题三:纵览世界,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有何特色?——局部超越

当今,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席卷全球,各国均在致力于数字政府建设,并加快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步伐。此外,各国纷纷将数字化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出台专项的战略规划,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重要发展任务。

在数字化已成“全球共识”的背景下,为解读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特色,BCG针对中国与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部分国家展开定性研究与测度分析(详见附件1——研究方法与框架说明)。研究从公共服务、经济调节、社会治理、市场监管四大政府职能出发,共设计11项一级指标和32项二级指标,衡量数字化投入、应用水平及实际成效等多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抗击新冠疫情是一场对政府服务与治理效能的极限测试,在全球战疫之下,各国履职能力均更全面地展现。这是与过往研究相比,本次更具独特视角的地方。整体而言,中国数字政府建设距世界领先水平仍有差距(参阅图10),但疫情下公共服务表现亮眼,局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参阅图11)。

整体差距上,以公共服务、经济调节为例可见一斑:

公共服务:以电子政务为例,中国快速发展且已迈入世界先进梯队,但距领先水平仍有身位差距。在202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中,中国排名跃升20名,位列45名,且“在线服务指数”细分排名更是跻身全球前10。领先标杆以韩国为例,韩国已实现政府与公民间个性化地互动沟通,无缝对接各式高质量且定制化的公共服务,并在2020年创新推出国家级参与式预算,实现地方与国家两级整合的参与式预算,增强政府财务运作的透明度,并提高公众对预算的关注和对政府的信任。

经济调节:以科技投入为例,中国发展的质量双升,但较领先梯队仍有发展空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增速世界第一,总量已跃升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研发投入强度2上,中国基本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仅为2.2%,相较于韩国的4.8%、美国的2.8%、丹麦的3.1%仍有差距。此外,在人才储备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中国人才基数大且增速快,已有近440万研究员,体量已居世界第一,但是在人才密度上,较领先者仍存较大差距。目前,中国每百万人口的研究员仅为1,300人,尚不到丹麦、韩国的1/6,仅相当于美国的1/3。疫情大考之下,中国在疫情防控的“狙击战”和“持久战”中表现亮眼,一举领先世界。数字化领先成就具体体现在信息共享水平、管控精细程度和应急响应速度三方面。

信息共享水平

中国政府自疫情爆发以来,通过多元信息渠道持续“轰炸式、全景式”地公布防疫抗疫信息,帮助群众了解疫情和防控进展。例如,官方披露数据详尽、精度极高,包括确诊者行动轨迹、旅居史,并视情况发布应急通告信息,便于群众针对性地做好防护。诸多平台基于官方信息,利用“大数据+AI”技术,打造全国实时“疫情地图”,可进一步呈现确诊者位置轨迹,支持“列表+地图”双模式可视化。实时更新,且支持精准查询街道风险等级、疫情场所中用户之间的距离、确诊者过往行动轨迹,甚至其在各处最后逗留时间等。

管控精细程度

中国政府充分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高效且相对低成本的精细化管控,有效遏制疫情扩散。例如,“社区网格化管理”——根据疫情防控任务的实际需要,制定小区网格实现精细化的管理。将数字化应用在收集信息、实时动态监测、统计等方面,一是减少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入户沟通、监督隔离的风险,二是将数据信息用于城市管理决策乃至预警,提高指挥工作效率。

应急响应速度

各国在响应疫情的行动速度上差异较大,侧面反映了政府的重视程度与防疫理念(参阅图12)。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极速采取数字化防疫抗疫措施,在确认病例不足1,000例时,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在疫情初期快速上线数字化追踪应用程序。中国在1月25 日累计病例破千,而早在1月15日已启动国家一级响应。在病例破千后的18天内,于2月11日率先在杭州上线支付宝健康码,并在2个月内全面建立跨省互认机制。

问题四:中国 “数字化战疫” 领先表现从何而来?——政企合力

面对新冠疫情的肆虐,中国是如何在全球战疫中交出亮眼答卷的——中国数字化生态中广泛存在紧密的政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发生之后,不论是在战疫前线的研发攻关、诊疗救治,还是防疫后援的资源调配、生活保障,都可见快速且高效的政企合作。政企双方在这场联防战疫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各领域协同,遏制疫情蔓延、缓解疫情冲击。政府发挥重大战略部署、关键资源调度与人物组织动员的能力,而企业则发挥数字化产品、平台和技术三张王牌,在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等各领域攻克难题、提升效率,充分发挥了产业互联网在政府端的能力。举例而言:

产品:阿里巴巴迅速围绕疫情主题,以惊人的速度推出多项功能与服务以响应疫情的各类难题。在疫情爆发后的20天内,连续上线12项应用服务,如“在线问诊”帮助缓解线下医疗资源压力,和“智能社区疫情防控”帮助社区物业进行监测管理。在2月11日,支付宝上线健康码,通过个人诚信填报与政府后台数据比对,同步与钉钉企业复工申请平台打通,第一时间协助政府铺开防疫信息网。

平台:海尔在今年1月底,仅用4天即完成“疫情医疗物资信息共享资源汇聚平台”的开发和上线。平台围绕医疗防护物资、生产所需原材料以及物流配送三大主题,助力供需双方精准匹配,上线仅1周就连接780家医院、500多家企业。另外平台协同整合物流资源,负责定向分发,实现快速直达,由海尔解决运力与车辆通行证的问题。

技术:搭载阿里AI医学影像技术和云技术的人工智能CT设备,在疫情期间投入湖北、上海、广东等16省市,供多家医院使用。有效提升医学影像处理的质量和效率、缩短人工读片时间,并降低误诊率。患者做完检查后,可以快速识别、分析,提升医生诊断效率,缓解疫情期间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二、后发先至的动力机制:四方面的“快”造就中国数字化速度

回顾过去,中国互联网从零起步、快速发展,从全面“引进、跟随者”,到不少领域的“先进者”。展望未来,中国互联网在新一轮数字经济的浪潮之下,具有亮眼的增长态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望在更多领域更为先进、引领全球。这一趋势背后是四方面的“快”——技术、数据、应用、敏捷工作方式,推动中国互联网迈入快车道,共筑“中国速度”。其中,技术是“发动机”;数据是“原材料”;应用是“加速器”;敏捷工作方式是“稳定剂”。

2.1 技术:政策助推下技术加速成熟与扩散

技术的快速进步,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打造强劲“发动机”。进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技术加速成熟。疫情之下,中国政府显著加快数字基建步伐,加码出台各类政策文件支持发展。未来友好的政策环境将助力新基建突飞猛进,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开启互联网发展的新篇章。其二,技术应用规模化市场加速。企业不论是进阶发展或是竞争倒逼,都在抛弃传统IT架构,拥抱新一代DT架构。另外,中国政府“提速降费”的普惠导向政策,降低了技术的使用成本,进一步加速需求释放。

2.1.1 技术加速成熟

随着新基建持续加码落地,将有力推动技术应用进一步发展成熟、转向商用。技术加速成熟体现在基础设

施建设与技术标准制定:

5G基础设施: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建设近15万个5G基站,是美国基站建设数量的10倍以上。根据华为最新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底,中国三大运营商建设开通的5G基站将超80万,5G用户将破2亿,两者比例均将占到全球的70%以上。 5G技术标准:根据Cyber Creative Institute报告,华为目前向3GPP提交了最多的提议数,占到了总数的20%。且根据最新Nikkei Asian Review报告,截至2019年,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SEP)上,中国获得的专利数量占总数的34%,居全球首位。

2.1.2 技术应用规模化市场加速

在政策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有望拥抱技术架构变革,提高竞争力。在此说明,技术架构升级对于企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传统的技术架构下,新应用系统上线耗时耗力、资源投入门槛较高,且系统的更新迭代低频、繁琐。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时,无法及时上线新应用、抢占机会窗口,成为诸多企业最大的痛点。而在“云计算革命”之后,云用户上线应用系统,不仅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周期也大幅缩短,从过去的1-2年缩短至1-2个月甚至更短,同时能够支持软硬件的便捷更新。以中台为代表的云原生新技术架构也在快速演进,可以提供更强大的数据统一管理和业务能力复用。这些转变都极大提升了企业应对外界变化的响应质量与效率。

当前中国企业整体上云率相对较低,仅约50%,距欧美等国家的70-80%仍有较大差距。但是在发展速度上,中国已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速,近5年中国公有云市场规模同比增速均高于全球,今年疫情更是极大激发了企业“上云需求”。政府加码的扶持政策,持续助力中国在云领域快速追赶领先水平。例如,发改委与网信办在 2020年4月,启动“上云用数赋智”行动,鼓励普惠型服务创新,进一步惠及更广大的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企业上云与上平台是同步发生的,上云进程实际上帮助企业完成从IT到DT的架构迁移,为下一步实现数据驱动的实时运营奠定了基础。

2.2 数据:数据连接与开放的进步尤为迅速

数据从资源变成资产,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持续注入“原材料”。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据价值,多次强调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在2019年,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并列;在2020年,进一步明确“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在加速数据应用创新的同时,亦针对数字社会中存在的发展问题,探索数据治理的方法。法律体系建设上的差异化,在本质上是各国政府对数据治理思路和立场的不同。面对数字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挑战,如何在数据挖掘的“应用性”与隐私保护的“规范性”二者间找到平衡点,既受文化理念的影响,也受制于利益相关方的约束。中国在积极完善立法的同时,企业也在积极探索数据应用的创新发展空间,使得数据生产力的价值得以进一步释放。

政府数据开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加入到数据开放的队伍中,并在数据开放的范围、质量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此外更加注重与用户的互动反馈,并鼓励基于开放数据的应用与研究创新。例如,深圳政府平台展示了利用疫情开放数据产出的应用——实时可视化“疫情场所地图”,对市民进行风险提示

企业开放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能力:各行各业纷纷开始在数据领域建立合作,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开放数据,建立起互利共赢的机制,提升产业链整体的运营效率。其间,不乏平台型企业、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同步开放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能力,实现更深度的协同共赢。

2.3 应用:追求智能驱动决策闭环优化提频

数据的应用高频迭代优化,为中国互联网提供变革“加速器”。随着市场红利见顶,竞争日益激烈,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不变的法则。求生存、求发展,各样诉求都在驱动着企业们拥抱数据和各种技术手段的力量,持续地推进精益管理和效率提升。未来企业间的竞争取决于实现高频决策闭环的能力。高频的核心优势——快速响应,持续逼近,意味着更敏锐地捕捉市场变化或挖掘潜在需求,更敏捷地调整自身以逼近目标,从而具备更强的竞争力。拆解企业整体经营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小闭环,各决策闭环的高频提速将能促进提升整体经营响应的能力。

高频决策的背后是企业不断努力缩短与客户的距离,追求与客户实时互动。政府虽然不像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但已有部分走在前列的政府部门,已具备互联网思维推进应用层面的变革与创新。例如,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协同交通运输局,以“多游一小时”为主攻方向,推出了四大创新场景——10秒找空房、20秒景点入园、30秒酒店入住、数字旅游专线。其中,“20秒扫码入园”,能够支持在闸机上扫付款码直接购票入园,相较于传统景区的购票排队、入园检票排队的方式,为游客节省了入园的时间,同时景区也节约了人工服务的成本。

2.4 敏捷工作方式:共享共创,为创新发展提供合适环境

敏捷工作方式为中国互联网提供了发展的“稳定剂”。如果说技术、数据与应用对于组织而言是将其推上发展快车道的源动力,那么敏捷工作方式就是为其孕育合适的环境——像是“交通规则”般帮助组织在快速发展中把控好方向。主要体现在共享、共创两个方面: 共享:通过技术、数据和应用的最大程度共享复用,可以使组织快速响应创新。面对日益变化快速的环境,企业与政府为了实现前端业务或服务的实时响应,都需要更加敏捷的开发机制确保业务快速创新。部分领先的组织,通过模块化核心的业务功能,支持共享复用,实现基于业务模块的按需快速定制,避免重复“造轮子”。

共创:通过合作协同,发挥各自优势,并最大化撬动多方力量。一方面,随着数字创新的发展,将有更多的主体在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下,自发或者默认地被纳入到创新主体中;另一方面,随着环境复杂度提升,不论是在产品、品类、模式甚至业态的创新上,任何单一组织都将面临局限性,通过有效协同,在思维上打破单一组织的认知惯性,可以最大化激发各方能动性。(参阅附录“多方合力共创杭州健康码”。)

三、 数字经济的蓝图展望:走向智能、创新、普惠的数字经济2030

回顾过去20年的发展,门户网站、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等一轮又一轮浪潮不断涌现,各种风口、新兴玩家、创新模式层出不穷,形成了大而独特、活跃多变、快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已不再仅仅代表一个行业,更成为一种先进工具或者要素,加速助力各行各业的发展与变革,成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年蝶变,十年展望。随着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中国庞大的供给端成为下一片蓝海,各行业都有望在数据、技术的加持下突破现有效率瓶颈,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因产业环境相对复杂,改造门槛难度较高,加之传统行业往往涉及到重资产、长产业链条、众多利益相关方等,产业互联网较消费互联网而言,可谓欲速则不达。人们容易高估两到三年的变化,而低估十年的变化,对于产业互联网而言,突破性的变革更需要“给时间以时间”。总结而言,中国互联网蓄势待发,数字经济2030将呈现三大趋势——智能新定义、创新新课题、普惠新篇章。在日渐成熟的智能与创新趋势之上,通过数字新基建的持续推进,未来能更进一步达到普惠形成飞轮效应。正如前所述,中国目前虽在整体发展上仍有差距,但增速亮眼且局部领先,未来有望在更多领域迈进领先,甚至引领。

3.1 智能新定义:精准、全局、实时运营

未来十年,数字经济中的智能表现为精准、全局、实时运营等主要特征。

精准:企业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准运营,构建起全面链接、主动感知、及时响应的运营闭环。其中,全面链接反映企业能够通过全渠道、全场景的触达能力,最大程度掌握客户状态;主动感知意味着企业将更积极地走在客户前面,主动挖掘潜在需求;及时响应,则是基于触达与感知的快速反馈,体现在企业营销、生产、物流等方方面面。以上在“市民即用户”理念下的政府服务、运营与城市治理中同样适用。

全局:各行业数字化突破现有水平,实现覆盖全产业生态的“万物智能、全局调优”。当前,许多企业数字化呈试点状态;未来产业数字化程度将持续规模化,包括数据可识别、状态可记录的范围扩大,实现物理世界通过数据在数字世界中的万物互联、互通、互操作。

实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通过更为高频的决策闭环,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都将大幅提升。高频决策闭环背后有三大支撑,一是更多维、全时的数据以实现运营的透明化与标准化,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对经营各环节的感知与控制能力;二是更智能的分析,洞察数据之间的关联,持续使决策能够科学地提升质效;三是将分析结果准确快速的落地,实现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实时反馈。

3.2 创新新课题:数据驱动的模式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之一,同时也在为创新提供资源。回顾过去,尤其是数据匮乏或大数据尚不成熟的年代,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体的重要创新皆源自于经验,或归结为机遇。但随着数据技术应用不断成熟,“数据驱动” 正改变创新的动力,展望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基于数据驱动的创新获得成功。若创新有章可循,则数据驱动当计其一。

对于企业而言,在中国互联网局部领先的行业领域,创新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新品牌、新品类、新产品。随着市场红利逐渐见顶、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更需要数据驱动创新,以确保创新质量。最近一项公开市场研究显示,品类创新对于本土品牌销售额增长贡献已多达45%。因此,持续推出新的品类、产品,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而如何确保新品赢得口碑与市场,就成为关键的问题。企业纷纷以数据作为新品决策的重要输入,从较小范围的市场调研、消费者测试,进阶到更广更深更准的消费者洞察。部分领先的互联网巨头凭借数据、技术及场景等优势,对海量真实消费数据进行处理,并用算法模拟商业环境,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从而指导企业新品卖什么,卖多少,怎么卖。

对于政府而言,创新背后主要有三大驱动力:主动发展、问题倒逼、绩效竞争。如前所述,政府跨越治理理念的分水岭,主动发展将成为主流,因此更重视并依赖数据。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更多的地方政府部门都将主动求变,以更加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创新的服务与工具,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提高整体政务水平。为了确保创新质效,最大化公共资产价值,政府日益看重数据对于创新举措的参考价值,从定性分析过渡至定性与定量结合。此外,政府采用更加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决策,“高频”地结合数据分析进行决策“调优”,以提升履职水平。

3.3 普惠新篇章:平等包容的全体参与

未来数字经济有望弥合数字化接入和使用的两大鸿沟,成为普惠新篇章。数字化带来红利的同时,伴随着“数字鸿沟”的产生,不同地区、群体间、企业间的发展机会和技术资源并不均等。近年来,政企各方均已有意识地在缩小城乡差距,赋能中小企业,致力于将产品、服务与创新创业的机会更平等地提供给社会全体。弥合数字鸿沟,已成为多方共识,且政企合力的动作日益明显。

数字化发展将迈入普惠阶段,意味着技术红利将下沉至全体社会。数字化将不再是先行者的狂欢,而是全体参与的盛宴,实现“不让任何人、任何企业掉队”。数字化的普惠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弥合接入鸿沟,降低技术与服务的使用成本;二是弥合使用鸿沟,降低服务使用的技能门槛。

弥合接入鸿沟:降低技术与服务的使用成本,使得过去只有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能够享受到的服务能够充分下沉惠及庞大的中小微群体。例如,在服装业,阿里犀牛智造工厂搭建的“柔性供应链”体系,相当于为广大的中小企业打造了行业龙头级别的供应链水平,助力经营效率提升,增强企业竞争力。在机械、装备制造等行业,海尔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卡奥斯,向中小企业开放其在家电领域打造的智能生产体系,集成5G、AI、大数据等技术应用,并升级RFID、传感器等设备,助力实现生产设备互联与远程交互应用。通过系统自动实时监测、预警与响应,整体产能质效大幅提升,降低多环节的运营成本。

弥合使用鸿沟:降低服务使用的技能门槛,简化接入与操作难度,避免中小企业因不具备足够专业的人才团队而无缘数字化成果。例如,腾讯视频云在疫情期间对企业推出帮扶政策,帮助中小企业用户快速搭建直播系统,提供了包括资料展示、送礼、点赞、优惠券领取等功能模块,最快仅需1天即可实现小程序直播,大幅降低中小企业接入难度。

四、 互联网迈向“数智化”新阶段的关键启示:社会各方共建共赢,协力推进中国数字化发展

对于以B端数字化为核心的互联网新阶段,全社会参与的数字化社会实验仍继续,社会各方共建共赢将是新常态。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新的风口、机遇正在孕育巨大的蓝海市场,而新的挑战与问题也在考验参与者的眼界、决心和能力。虽然蓝海掘金并非易事,也不存在标准化的答案,但值得欣喜的是,所有的变化都在推动多方走向共创、共建、共赢,以构建智能、创新、普惠的中国数字经济2030(参阅图16)。

4.1 政府:加强基建投入、促进转型活力、推动社会合作、引导秩序规范

政府的角色在于通畅道路,因势利导。应重视加强基建投入、促进转型活力、推动社会合作、引导秩序规范四方面的建设:

加强基建投入:加码新基建,推动核心技术的突破,为整体数字化发展提供扎实的基础;加快“提速降费”,加速技术扩散,为全体提供平等、普惠、包容的数字化“入场券”;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效能,打造更优的生产生活环境。

促进转型活力:鼓励开放、普惠化的数字化转型产品与服务创新,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相关机构与组织参与数字化发展的资本投入,为数字经济注入多元活力。

推动社会合作:树立行业标杆,鼓励龙头企业发挥示范效应,带动中小企业;培育数字化产业链,推动打造高水平数字经济产业链,强化产业间互利合作,引导数字产业生态的建设。

引导秩序规范:推动行业监管,在数据治理与安全等方面提供法律监管制度的保护与支持,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给予各参与方适当的规范,确保公平、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促进效率提升及长期持续性的发展。

4.2 传统企业:定愿景、构战术、巧落地、重保障

传统企业一方面要发挥自身“产业原住民”的优势,另一方面要积极与互联网融合,从愿景、战术、落地、保障四方面着手加强B端数字化建设:

定愿景:在战略高度上,制定全面、整体的数字化发展愿景。需要强调的是,数字化并不等同于割裂和颠覆,作为传统行业的原住民,具备对于业务的深刻理解,更需从战略维度上明确如何将数据、技术等先进要素融入到业务中,充分通过数字化创造价值,而非脱离业务谈数字化。

构战术:在路径选择上,以业务价值创造为导向,结合自身商业模式、资源禀赋制定路径的优先级——例如提升消费端体验,提升供给端效率,亦或是创造颠覆性数字化产品与服务。

巧落地:在落地执行上,把握闭环优化的建设思路,注重打造实时运营,持续精益效率;以共建、开放的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产业优势,在紧密协同中执行发展路径。

重保障:在保障机制上,以共享、共创为原则,同步配套落地所需的组织、人才、文化等,以确保自身业务能够高效、敏捷的创新,以培养更强的发展竞争力。

4.3 互联网企业:换思维、扬优势、补短板、优机制

互联网企业需要充分利用在消费互联网上积累的势能,换思维、扬优势、补短板、优机制,推动创新共赢:

换思维:在增长逻辑上,转换过去“赢者通吃”的流量思维,深刻认知在发展产业互联网所面对的产业生态的复杂性、异构性。作为互联网行业原住民,如何利用消费互联网积累的势能,在行业生态大不相同的蓝海找到自身定位,观念先行尤为重要。

扬优势:在路径选择上,有的放矢,基于消费互联网的积累,最大化地发挥数据、技术、场景等核心竞争优势,在各类行业生态中找准自身定位与切入点,寻找转化数字化价值的突破口。

补短板: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垂直深耕,建立对行业产业链的理解和洞察,与行业内各方合作积累经验,建立核心竞争力——广域纵深的效率优化,甚至全面的改造。

优机制:在保障机制上,互联网企业同样需要注重共享、共创,以灵活的配套机制,以求在复杂的产业互联网生态中,按需调整支撑业务落地,把握新机遇。

五、 结语

中国互联网在疫情的激发下,全体参与者对于数字化发展的急迫性与潜力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未来社会不仅朝着“数字化”前进,更要往“数智化”发展。企业认知到互联网从过去“连接”转向“赋能”的角色;而政府则是认知到数字化建设从“工具”成为基本的“新基础设施”的角色,对于推动整体社会数字化发展、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认知的改变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来到一个新阶段——新形态的数智化商业模型、产业互联网及政府治理现代化。无论在消费和产业互联网的竞争格局,或政府治理的发展方向上皆逐渐清晰,而各方各司其职、共建共赢为未来成功的关键。

政府端:由于疫情加速政府对于新基建所带来巨大潜能的认知,以更前瞻性的思维持续投入新基建,使互联网成为普惠的基础设施,提供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另外也认知到借力个人、企业等多方能力可以加速政府的数字化进程,并有效与个人和企业建立数字化的连接。

产业端:企业看到产业融合带来庞大的机会,通过明确自身合适的定位,凭借过往累积的优势发力,并找到切入点深耕产业链,非一味追逐风口,才能确保在产业互联网找到强健的立足点。未来数智化商业与产业互联网相辅相成的发展,将带领中国互联网更扎实、全面的前进。

中国互联网独特的发展背景与速度值得全球持续关注,未来在更多面向超越世界领先水平,甚至引领互联网发展趋势,指日可待。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BCG亨德森智库·阿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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