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国家战略，热度迅速飙升。如何紧跟这一风向标，以绿色金融的理念和路径及时调整投资策略，致力于成长型领域，获得长效均衡发展？未来绿色金融商业模式又该如何着手搭建？

7月31日，以“风口·探索·聚力--‘碳中和’战略下的绿色金融”为主题的2021（第四届）人大商学院年度金融论坛暨EE金融学会年度论坛举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中金研究院经济学家周子彭等共聚一堂，围绕上述问题做出解读。

金融科技助力绿色金融金融高质量发展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成效显著，且金融科技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势在必行。”下一步，如何将金融科技运用到金融行业的日常工作，搭建起绿色金融的商业模式？李东荣认为，可从四方面推进。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

来源：人大商学院EE金融学会

第一，加强绿色金融场景的科技创新应用。李东荣表示，我国科技基础好，应将好的技术跟金融服务需求改进有效结合起来，围绕绿色经济活动需求和绿色金融业务痛点，以ESG分析、绿色评级、环境风险管理等场景为重点，推动各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比如，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加强环境风险信息的在线采集和实时分析，探索实现绿色识别精准化、评级定价智能化、预警处置自动化。

第二，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的监管科技能力，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业务和产品的监管协调。李东荣指出，落实监管信息和统计数据共享机制，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应用程序接口等技术，改进绿色金融业务监管流程，优化交易监控、压力测试、绩效评价、合规报送等监管工具，提升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数字化水平，有效防范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违约风险。

“运用金融科技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一定要防止追求时髦、空喊口号或者运动式地减碳，而是真正运用先进技术去找准突破口，准确核算碳量的变化，计算清楚到底绿色金融有多大的效益，不能自己随便报个数，计算一定要科学，一定要客观，一定要精确。”他强调。

第三，促进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积极探索运用区块链、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融合通道。“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怎么把它有机地形成这种作用，目前我们还是存在一些障碍的。”李东荣表示，后续要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标准化的工作机制建设，加速出台绿色金融服务产品标准、信用评级标准、技术应用标准、信息披露标准等，从技术上、制度上、法规上努力实现突破。

第四，加快绿色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李东荣认为，需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引导从业机构建立有利于引才、留才、用才的市场化考核激励机制，深化产学研有机协同衔接的专业人才认证和继续教育体制，加强绿色金融从业人员的数字化思维和培养。

脱媒、科技化、国际化是中国金融的未来出路

中国金融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吴晓求表示，第一是脱媒，实现“金融非中介化”；第二是科技化；第三是国际化，进一步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

来源：人大商学院EE金融学会

“脱媒是一个国家金融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脱媒才能使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完成。”吴晓求认为，脱媒就是市场化的作用，让所有的或越来越多的投融资活动通过市场完成，只有通过脱媒的力量、脱媒的机制，才能推动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否则中国金融永远是传统的。

除急需脱媒外，在吴晓求看来，中国金融还面临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对信用的甄别。“传统的金融对信用识别很系统，但它不能覆盖小微企业，不能覆盖长尾客户，而真正的金融是需要普惠的，不能只停留在为富人服务、为大企业服务的状态，因此就需要借助大数据，让科技和金融结合。”

最后，吴晓求指出，中国当前的开放仍非常有限。“人民币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交易，资本市场境外投资者只占3.5%，这都是相对封闭的市场，是一个虚掩的市场，门只是打开了一条缝。”基于此，吴晓求表示，未来中国金融实现国际化，不仅包括人民币支付比重和储备货币功能的提升；也包括资本市场中境外投资者比重达到15%；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企业履约能力、契约精神以及监管透明度，推动中国金融的法治化水平与国际化标准缩短距离，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碳中和”绿色投资目前仍有较大缺口

中国绿色投资的机遇和空间究竟有多大？

中金研究院经济学家周子彭指出，中国需要约140万亿元的“碳中和”绿色投资，前10年年化投资约2.2万亿元，后30年年化投资约3.9万亿元（2020年价格）。此外，从2017到2019年中国绿色投融资缺口大约为0.6万亿-1.1万亿元，从2021年到2030年每年的平均缺口约为0.54万亿左右，2031年可能要到1.3万亿（2020年价格）。

周子彭表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通过三个途径，它们都蕴含着投资机遇。“第一，原来高碳排放的这些设备，现在要尽量少用它，或者对它进行一些改造；第二，对于原来没有的技术，要努力造出新技术。假设以前是高炉炼钢，后来人们发现可以有电炉，电炉是不是不用这么多碳了，未来氢能是一个新的技术；第三，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技术，当它进行生产的时候，未来更多依赖无碳的技术”。

目前，中国作为全球减排量最大的国家，未来要实现“碳中和”时间较短，但周子彭认为，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不过，他也同时指出，具体落实到“3060”目标上，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把控，如绿色标准的制定和评价，绿色信息如何披露，怎么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标准制定等，不仅是绿色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解决外部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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